开栏的话：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全国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交通人也凭着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闯劲儿，实现了一次次突破，成就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业，谱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今日起开辟《40年，交通日日新》栏目，回首交通人“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个创举，聚焦发展新亮点，展现日新月异的交通运输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激发新时代建设交通强国的新动力。敬请关注。
北京交科设计院港珠澳大桥交通工程设计项目部成员现场观察。
上世纪70年代末，参与“7386”工程的部分人员讨论技术方案。
“红灯停，绿灯行。”小小的红绿灯，早已成为都市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知道，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才出现了第一个以计算机实现自动控制的道路信号系统。
改革开放40年来，从红绿灯延伸出来的交通监控管理飞速发展，不仅证明了城市交通自动控制的可行性，为交通综合治理提供了思路和依据，更孕育出了交通工程这一学科，为人、车、道路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安全出行奠定了基础。
红绿灯从手动到自动
时光回到1973年，原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在国外考察时看到发达国家早已采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城市交通信号的自动控制。而在当时，我国还处在交通警察手动控制交通信号的落后状态，研发我国第一个交通自动控制系统成为一种需求，被提上了日程。
“1974年中国第一个城市交通自动控制工程项目——首都自动化交通控制工程（又称“7386”工程）启动。试验现场选在北京市前三门大街，最后落实在前门至象来街共4个路口。”曾经参与“7386”工程的科研人员、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所属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原总工程师杨光回忆起那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以此为契机，我国第一家从事交通工程研究、咨询、产品开发的单位——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标志信号及设备研究室（简称标号志室）正式成立。”
由于当时人们对交通自动控制了解不多，标号志室的同志们几乎踏遍了北京市的资料室和图书馆查阅国外资料。“那时使用的是国产“djs130”计算机，光为这个项目配置两台计算机就花去了100万元，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杨光回忆，当年国产电子器件质量不好，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也很差，开始的时候系统连稳定工作几个小时都做不到。大家毫不气馁，开动脑筋找问题想办法改进设备，到了关键时期甚至日以继夜地奋斗在试验现场。
1978年5月至11月，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交通信号自动控制系统在前门至象来街正式试验。经过反复试验，项目组终于迎了喜人的成果——采用计算机集中控制的线控制系统（又称绿波带）比人工控制显著提高了效率：车辆在路口平均等待时间减少了36%，全线平均旅行时间减少8.8%，平均速度提高约10%。在这个项目的带动下，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一批城市也相继开展了交通自动控制系统的开发，逐步走上了交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交通工程让港珠澳大桥更畅通
“7386”工程在北京的成功实施，使人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新兴的交通工程学。20世纪90年代初，以效率和安全为核心的交通工程学逐渐发展起来。
“怎么让建成的路发挥效率，并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这是交通工程应该考虑的问题。”部公路院交通工程研究室（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唐琤琤介绍，目前行业内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已形成交通安全设施、管理设施和服务设施三类。
人们对出行安全日益重视。近10年，随着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与应用的积累，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成功研发并实践了路网交通安全风险评估技术（chinarap）。“通过对路网基础设施进行风险评估，把风险比较高的点段找出来，优先改。”唐琤琤介绍，chinarap量化测评路网交通事故发生概率及事故的后果，对风险的水平进行分级并生成风险地图，“目前，结合全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已经在北京、山东、广东、云南、新疆等19个省（区、市）超过15万公里国省干线公路应用，为道路事故预防、安全设计等提供依据。”
交通工程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总长55公里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目前交通工程已全部完成，即将通车。
6.7公里的海底隧道如何通风？跨境交通监控怎样才能更精准？三地信息交换如何更高效？港珠澳大桥的交通工程具有多重挑战。从2011年开始，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的一个团队进行了为期5年的现场设计工作，涉及全线的交通控制、行车安全、消防救援、景观照明、运营管理等方方面面。
他们先后完成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交通工程设计任务，顺利实现接口管理和界面协调工作，既涉及粤、港、澳三地政府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多个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以及配合岛隧工程、桥梁工程、航标工程等设计和施工。同步开展的五大专题研究中的四个专题被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40年，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北京前门路口的一个红绿灯，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千头万绪的交通控制，交通工程发展留下扎实的成长足迹。
